“中国卫星之父”孙家栋的传奇人生

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升空。次日，天安门广场上灯火辉煌，人山人海；《人民日报》特刊号外，争相传递这一信息——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

此景让孙家栋感受到了毛主席说的话语：人民真是站起来了，真是扬眉吐气了！“我不是文人，想象不出来是什么感觉，但那种感觉就是不一样”，孙家栋说。

孙家栋院士

孙家栋是“东方红一号”的总体设计者，那年，他41岁。三年前的1967年7月29日，年仅38岁的他，“被选择”到了刚组建的由钱学森担任院长的空间技术研究院，负责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总体设计工作——这不是他的专业，而他，也不知道这项工作要怎么做。

但那是一个“党叫你干啥，你就干啥”的年代，“国家需要你去搞卫星，你就去，就是这么简单！”孙家栋说。

3天后的8月2日，一辆吉普车将孙家栋接到新成立的空间技术研究院，从此开启了他的卫星之路，进而一发不可收拾，其中包括很多个第一：第一颗人造卫星、第一颗科学实验卫星、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第一颗通信卫星、第一颗静止轨道气象卫星、第一颗资源探测卫星、第一颗北斗导航卫星，第一颗探月卫星……

阴差阳错进航天

孙家栋出身于1929年4月8日的辽宁复县北老爷庙村，3岁时，随父亲迁往哈尔滨。1942年，孙家栋考入哈尔滨第一高等学校土木系，那时他最大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土木建筑系的学生，将来可以去修大桥，但中途因二战“失学”。1946年9月，他考入国民政府的锦州大学。1947年冬，解放军逼近锦州，学校受到影响，孙家栋打算回老家。在得知哈尔滨解放后，孙家栋返回哈尔滨，并进入哈尔滨工业大学预科班专修俄文。

1950年元宵节，很多同学都回家吃团圆饭去了。这天，孙家栋本来准备午饭后要去住在哈尔滨的姐姐家，但听说晚饭加餐有红烧肉吃，这使得他改变了主意，决定吃了晚饭再走，那年月能吃上红烧肉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1951年留学苏联前夕的孙家栋，时任空军俄文翻译

正吃饭时，学校主管人员来到饭堂向学员们宣读通知：新中国的空军要招人，有意者可自愿报名。不满21岁的孙家栋当即填报了从军申请，当天报名、当天批准，当晚他便登上了前往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四航空学校的列车去报到。1950年1月，正式成为一名身着蓝军装、头戴制式帽的军人，从此踏入了航天大门——因为这顿红烧肉的机缘，孙家栋多年都记得，并且一辈子都爱上了红烧肉。

进部队后，当时的空军第四航校在沈阳，学校急需俄语翻译人才，孙家栋因俄文优秀，被分配给苏联航空教官当授课翻译。

1951年9月，孙家栋因品学兼优，和另外29名军人被派往苏联茹柯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学习——对孙家栋而言，能够来到这个在苏联、在军界首屈一指的世界知名学校深造，是一种莫大的荣誉。留苏期间，孙家栋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苏联的这所学校有一个规矩，每年将考试获得全优5分的学生照片，放入一进大门最显眼为止的“明星榜”上，用以激励学生上进。如果年年都能连续保持，照片便会一年比一年大，一年往上挪一次。随着照片越来越大，能在“明星榜”上出现的照片数量也将越来越少——最上面的照片，将会获得一枚纯金质的“斯大林奖章”。

孙家栋正是这枚奖章的获得者。毕业时，孙家栋以每年全优的成绩，将照片最大化的贴在“明星榜”的最上面——1958年3月10日，他登上了苏联红军俱乐部的领奖台，接受了这枚来之不易的纯金奖章。

1958年初春的4月，孙家栋回到了中国。

从飞机制造到卫星研制

回国后，孙家栋被分配到了当时国防部五院一分院（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的前身）总体部，那年“五一”节前，他第一次见到了时任五院院长的钱学森。

此前的1956年，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回国后，向中央建议，要发展我国的导弹事业。当年10月8日，在中国航天发展史上，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中国航天发展最早的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宣布成立，钱学森被任命为院长。一年后的1957年11月16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第一分院即现在的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成立。这些留苏的学生中，有2/3回国后就被调到了这里从事导弹研制。

尽管处在一个“领导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年代，但当时的孙家栋脑袋里也还是转不过弯：“我学了这么多年的航空，去搞导弹？”这让孙家栋这批人感觉到压力很大，“当时周围的同志，有学力学的、数学的、化学的、纺织的、文史的……就是没有学导弹理论的。”孙家栋回忆说，他所学的航空理论，还算与导弹专业离得最近。

但这并没有影响到这帮爱国赤子的工作热情。孙家栋说，当时他感觉到的是，“哎呀，我怎么如此幸运！”因为研制导弹是比飞机制造还更尖端的技术，能将如此重任交给自己，孙家栋感到更多的是“国家对你真是信任！”

于是，没有更多的想法，他们一头扎进了导弹研制的相关工作中，这一做就做了9年，“那时候导弹才研发到中程，仅一两千米的射程，我们的目标是要搞洲际导弹。”孙家栋说，为此，他们这批人已下定决心，未来一二十年均为此而奋斗。

而人生的转折，有时候来得就是如此突然。

早在1958年孙家栋刚回国那年，苏联发射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震动世界。毛主席也发出了“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令，并启动了人造卫星的研究工作。然而正当研制工作进入到关键时刻时，“文革”发生了，卫星研发队伍被冲散，研制工作彻底停顿下来。

上世纪70年代孙家栋在卫星研制现场指导研制工作

为了确保1970年能将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天的目标，1967年，中央决定组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由钱学森任院长。钱学森亲自点将，让孙家栋重组卫星研究队伍，这一年他37岁。已是五院导弹总体设计部副主任的他，再次放弃自己熟悉的知识，进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那时候想法也很简单，叫去就去吧”，孙家栋说。

孙家栋为之一生的卫星事业，由此展开。

临危受命，研发我国首颗卫星

刚到空间技术研究院时，由于正值“文化大革命”的混乱时期，行政机构已基本被“砸烂”，派仗正闹得激烈，此前研究卫星的队伍已经解散。

“到五院后，找不到人，人都散了”，孙家栋说。于是，他们在现三环附近的友谊宾馆租了几间房，成立了办公室。随后，孙家栋挨家打听此前的那些人。“早上起来，挨个家找，找原来生产的地方，再顺着找当初生产的那些人。”孙家栋介绍说，当时厂长已经被打成“黑帮”了，听说还有个管生产的老师傅，孙家栋辗转找到他，对方说，“也不知道那些人哪里去了，反正现在没人找我了”，孙说，“现在我来找你了。”——“就这样一点一点将这个队伍串起来”。

同时，孙家栋从一分院等地，提名了戚发轫、沈振金等18人，组建成首批队伍。这18人成为了后来中国卫星发展史上有名的“航天卫星十八勇士”。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是一项高风险的工作，“说不定哪天就折腾出什么篓子来”，孙家栋说，因为这些人完全不懂这个事情要如何做。“但有那份爱国热情在，大家一点都没有松懈，一心一意钻研，真是白天晚上都在干活。”

很多在现在看上去完全不是问题的问题，在当时很可能是天大的阻碍。孙家栋介绍说，当时卫星上就单是电池问题，就搞了很久，最后选了现在汽车常装的电池，“现在的汽车电池质量恐怕比那时候的质量还要好一些”，孙家栋说，“第一颗卫星总重量173公斤，其中电池就80公斤。”

还有一些现在看上去甚至已难以想象的荒唐的事情。文革期间，街上到处都是毛主席像章，大家在做卫星设计时，也设计了一个毛主席像章，“非常大，做得越大越漂亮就越显示对毛主席的热爱。”孙家栋说，但像章加上去，就使卫星比原来沉了很多，火箭运不动，并带来了一系列散热等问题。

尽管困难重重，我国第一颗卫星“东方红一号”在1970年4月24日发射升空，全国人民欢声鼓舞。

主持研发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

第一颗卫星成功发射之后，孙家栋甚至还来不及休息，就又挑起了第二颗卫星上天的重任。1970年5月，孙家栋主持制定了中国第二颗人造卫星“实践一号”卫星总体技术方案，1971年3月3日，“实践一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这颗卫星成为中国第一颗长寿命卫星。

“实践一号”发射成功后，孙家栋又紧张的投入到了我国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的研制工作。这是一种用于国土普查的遥感卫星，被广泛应用于大地测量、资源勘探、资源普查、交通建设、城市规划等很多领域。经过孙家栋及其同事的努力，1974年11月5日，我国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完成升空前的综合检查，进入发射最后时刻。

孙家栋向王震同志介绍“实践一号”卫星情况

当所有人员都在静等火箭点火时，卫星却没有按照设定的程序转入卫星内部自供电状态，这意味着如果卫星起飞升空，送入太空的将会是一个重达两吨重的毫无用途的铁疙瘩。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人们听到了孙家栋的一声大喊，“停止发射！”实际上这在当时，发布“停止发射程序”的命令，需要一级一级申报批准，按正常情况绝不该由孙家栋发布。而如果孙家栋没有很高的威望，指挥员也是不会执行他的命令。“这在当时需要何等的胆识，承担多么巨大的风险！在那个年代，这还不仅仅是技术风险，更可怕的是那无法承担的政治风险。”人们事后评论说。

发射程序是终止了，可孙家栋却由于神经高度紧张而昏厥了过去，几分钟后当他醒来，立即布置工作，检查问题。

重新准备好之后，15时30分，卫星再次点火发射。运载火箭却在点火飞行20秒钟后出现了失控现象，由于火箭故障，迫使发射场安全控制指挥员不得不按照发射故障处置预案，对火箭实施了安全自毁指令。顿时，卫星连同火箭在一声巨响声中随着爆裂的火焰炸成碎片，散落在离发射台不远的地面。

那天的失败，令孙家栋及同事们始料不及，几年来的心血瞬间化为灰烬。火箭爆炸的那一瞬间，孙家栋都惊呆了，“脑袋里头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可以说确实感觉得当时就有点呆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好长时间自己没反应过来。”

事后，通过检查，发射失败的原因缘于火箭里的一根导线，这根导线里头的铜丝质量不好，在里面断了，可外头胶皮套没断。

孙家栋说，这次失败，给他们的教训最大，体会最深——造成这么大的失败，竟然是因为非常简单的一个细节。

一年后的1975年11月26日，新一枚运载火箭和一颗新的返回式遥感卫星，再次发射，成功升空。

这颗卫星按计划在太空运行三天，完成地球遥感探测任务后按预定方案返回了地球，在中国四川省中部成功实施了回收，获得了大范围的遥感探测资料。

勇挑重担

将卫星发射推向国际市场

1975年对中国的卫星发射来讲，是个好年头，这一年中国发射成功了三颗卫星。随后的几年，中国的卫星发射进入了快速和稳定发展的时期，孙家栋也承担了更为艰巨而重大的任务——将卫星发射推向国际市场。

 “当时最大的障碍是，别人对中国航天事业到底发展到什么水平，人家不了解。对中国的火箭能力看不透，一方面又瞧不起你，另一方面又怕你夺了它的市场。”孙家栋说，“所以当时中国火箭进入国际市场，怎样才能推销出去，这个事情大家都不懂，两眼一抹黑。”欧洲航天局局长当时对中国说，欧洲火箭从提出来，到真正找到第一个商业合同，用了八年的时间，“当时这句话对我们刺激很大。”

孙家栋（左一）获2009年度国家最高科技技术奖，胡锦涛总书记为其颁奖

孙家栋说，当时中国的火箭质量好、报价也比较低。国外发达国家怕把这个世界市场冲击得很厉害，千方百计来限制中国。诸如当火箭的买主买了美国或者欧洲的卫星，不准许出口到中国土地上，否则技术安全保证不了；或者说出口到中国怕技术泄密等；同时，对方又怕你真正打开这个场面以后，把他的市场，他的利益给冲击了。所以在条文上非常苛刻。比如一定得保证每年最多不能拿多少个合同、这个火箭报价不能低于世界上市场上平均多少等。

孙家栋想了很多的办法，来解决这些难题。最终，5年后的1990年，中国拿到了第一个火箭合作合同。“第一颗卫星发射上去以后，我们不仅仅给它发射成功了，就是要求卫星得送到哪一个点上，我们就给它送到哪个点上。我们就是精度高，搞了几十次发射，国外用户当时就说中国火箭发射卫星的精度是非常高的，非常佩服。从那以后，对方就连续跟我们定了几个合同，用中国火箭发射。”

75岁高龄再挑探月工程重担

2004年，我国正式启动探月工程，已是75岁高龄的孙家栋再次披挂上阵，担任探月工程总设计师。

孙家栋坦言，从工程来讲，我们要离开地球，准确到达平均38万公里以外的地方去，这远远超出了我们几十年近地空间的活动范围，会带来一系列技术上的问题。如：轨道设计、轨道测量、轨道控制……。难，为什么还要去？风险很大，为什么还要去？孙家栋只有一句话：“国家需要，我就去做。”

孙家栋指导探月工程各系统的调试工作

2007年是嫦娥一号卫星发射升空的关键性一年。这一年，他马不停蹄地从一个城市飞往另一个城市协调工作，有时候一周内要去多个城市；这一年，年近80岁的孙家栋10次进入发射场，在发射场指导了5次卫星发射任务，主持参加了近百个与航天有关的会议。老伴魏素萍心疼地说：“总是天天跑，穿皮鞋太累，我每年光布鞋就要给他买好几双。”

2007年11月26日，嫦娥一号卫星的第一张月面图发布，同时“嫦娥”顺利传回《歌唱祖国》的旋律，这是我国首次从38万公里外的太空传回歌声，在举国欢庆之际，孙家栋流下激动泪水。

回想起这一段，孙家栋说，航天工程风险越大，越需要一代人的努力去提高和改变。

很少人知道，为了探月工程，孙家栋养成了“看月亮”的习惯。有好几次，有时是半夜，有时是凌晨，老伴醒来发现床上的老头不见了，细听房间没有一丝动静，吓得她大喊。孙家栋却很沉稳地说：“你睡你的觉，不要大惊小怪。”原来，孙家栋夜里起来看到窗外挂在空中那明亮的月亮，总会身不由己地到阳台上看上几眼，他仔细看着月亮在慢慢地移动，心里在默默琢磨月亮与工程总体的一些技术方案的联系。有时他在窗前一站竟是几个小时，折腾得老伴也睡不踏实，一会要给他披衣服，一会要给他搬椅子让他坐在那里看。老伴打趣地说：“月亮真这么好看吗，看够了，看出名堂了吗？

2009年4月15日，孙家栋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参加指挥的北斗导航定位卫星发射任务又一次获得圆满成功。这是中国自主研制发射的第100个航天飞行器，这之中孙家栋担任技术负责人、总师或工程总师的就有29颗。孙家栋亲历、见证、参加、领导了中国航天从起步以来的全部过程。他动情地说：“搞了一辈子航天，我已经爱上了航天，这辈子都不会离开了。”

（本文摘自《定位》杂志2012年6月20日 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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